在道教圣地江苏茅山云雾缭绕的峰峦间，曾有这样一位高道的身影，他一生跨越多个时代，亲历了国家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沧桑巨变，以玄门弟子之身，在历史洪流中坚守初心，用行动诠释着“爱国爱教”的真谛。他就是曾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常委，中国道教协会第三、四届会长的黎遇航道长。

一、青衿岁月：茅山道韵中的初心萌芽

1916年，黎遇航生于江苏金坛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彼时的中国，军阀混战不休，苛捐杂税如牛毛，底层百姓在饥饿与战乱中苦苦挣扎。他自幼体弱，家中长辈为求平安，将其送往茅山元符万宁宫，成为一名道教徒。谁也未曾想到，这个初入道门的少年，日后会成为影响中国道教发展的关键人物。

茅山作为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，素有“秦汉神仙府，梁唐宰相家”的美誉，宫观内晨钟暮鼓、经声琅琅，蕴藏着千年道教文化的精髓。初入道门的黎遇航，从最基础的洒扫庭除、诵读经文学起。每日天未亮，他便跟随师父上殿诵经。《道德经》等经典的字句在晨雾中回荡，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。

在茅山的十余年间，黎遇航系统学习了道教斋醮科仪、符箓咒术、内丹养生等知识。他天资聪颖且异常刻苦，别人诵一遍经文，他便诵三遍五遍，直到烂熟于心。科仪中的手势、步罡踏斗，他反复练习，哪怕汗水浸湿道袍也毫不在意。闲暇时，他还跟随宫中擅长琴棋书画的道长学习，书法渐具风骨，诗词亦有韵味，逐渐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兼具道学素养与人文情怀的青年道士。

二、烽火淬炼：抗日洪流中的道者担当

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军铁蹄踏遍华北，很快逼近江苏。茅山地区作为南京外围的战略要地，成为日军轰炸和扫荡的重点区域。昔日宁静的道教圣地，一时间硝烟弥漫，宫观被炸毁，道士们流离失所，黎遇航亲眼看见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，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。

“道之大义，在顺天应人，更在保家卫国”。面对山河破碎的惨状，黎遇航想起师父的教诲，毅然做出决定，不能让玄门弟子沦为亡国奴，要用自己的方式抗击侵略者。当时，新四军刚刚挺进茅山，建立抗日根据地，但由于对当地地形不熟，急需向导和情报支持。黎遇航得知后，主动联系新四军，表明愿意协助抗日的决心。

起初，新四军战士对这位道士的加入有些疑虑，但黎遇航用行动打消了他们的顾虑。他利用自己熟悉茅山地形的优势，带领战士们穿梭于密林险峰之间，避开日军的封锁线；他发动宫观幸存的道士，将隐藏的粮食、药品悄悄运送给新四军。有时为了护送一批急需的药品，他要在深夜冒着零下几度的低温，徒步几十里山路，脚冻裂了就用草药敷上，伤口渗血就用布条裹紧，从未叫苦。

在抗战的八年中，黎遇航和茅山道士们建立起一条“地下交通线”，先后为新四军传递情报200多次，护送伤员、群众1000余人，被当地百姓称为“茅山的活神仙”。有一次，日军怀疑道士们通共，将黎遇航等十几人抓起来严刑拷打，逼他们说出新四军的下落。黎遇航受尽酷刑，却始终坚称“出家人只知慈悲，不知党派”，用智慧与勇气保护了抗日力量。日军查不到证据，加上当地乡绅联名担保，只好将他们释放。

这段烽火岁月，让黎遇航深刻体会到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分量。他常对身边的道士说：“我们穿的是道袍，流的是中华血脉，国若不存，道将焉附？”这种将道教信仰与民族大义相结合的信念，成为他爱国爱教精神最鲜明的底色。

三、新程拓荒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道教引路人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家百废待兴，宗教界也面临着适应新社会的挑战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倡导宗教界进行民主改革，摆脱封建剥削制度的影响。黎遇航积极响应，在茅山道院推行“自食其力”的方针，组织道士们开垦荒地、种植农作物，既解决了温饱问题，也向社会展示了道教徒“劳动光荣”的新面貌。

1957年4月，中国道教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，黎遇航任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。会后他搬到北京白云观办公，全身心投入协会工作。当时的白云观因战乱多年失修，破败不堪，他带头修缮殿宇，清理杂草，践行“勤俭办教”的理念。

在担任副秘书长期间，黎遇航推动了多项重要工作：组织全国道教徒学习国家政策，开展爱国爱教教育；举办道教音乐培训班，让茅山道乐等非遗项目得以传承。他还多次深入基层，了解各地道教场所的困难，向政府反映情况，帮助解决宫观修复、道士生活保障等问题，成为道教界与政府沟通的重要桥梁。

1961年，黎遇航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任职期间，周恩来总理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，他作为随员在场陪同，并回答了苏加诺总统有关中国道教和其他宗教有何不同的询问。黎遇航到新的工作岗位后，认真学习党的宗教政策，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，在外事活动中热诚阐述我国的宗教政策，表明我国道教界祈愿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。

四、薪火相传：晚年的育人与弘道之路

在中国道教协会停止活动期间，他重回茅山，成了一名义务宣传员，热情接待来访者，详细介绍茅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史。

1978年，黎遇航再度回到北京，他四处奔走，联系失散的道士，向政府申请恢复协会工作，着手修复白云观等重点宫观。

1980年，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召开，黎遇航当选会长。担任会长后，他将工作重心放在了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上。他深知，道教的复兴关键在人，而当时，年轻道士断层严重，许多老道士年事已高，再不培养接班人，道教文化可能面临失传。1987年中国道教协会创办了《中国道教》杂志，黎遇航兼任主编。黎遇航在恢复中国道教协会工作，弘扬道教文化事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在黎遇航的推动下，中国道教学院于1990年正式成立，他担任首任院长。他为学院制定了“爱国爱教、学修并进”的校训，主张“既要读万卷书，也要行万里路”，组织学生到茅山、青城山等道教圣地实地学习，通过实践切身感受道教文化。他常对学生说：“你们是道教的未来，不仅要懂经文，更要懂时代，要让道教在你们手中焕发新的生机。”

1992年黎遇航担任中国道教协会顾问后，一直为茅山道院的修复四方奔走，表现出对茅山的特殊感情。他曾感慨直言：“茅山是我生长的地方，也是我参加革命的地方，我深深地爱着茅山。过去，茅山曾以道教的一大发源地而载入道家史册，名满江南；今天，茅山又以革命根据地之一载入革命史册。茅山已和新四军、陈毅元帅的丰功伟业连在一起，革命事业使茅山增添了新的光彩，成为全国闻名的地方。”黎遇航对家乡金坛、对金坛政协文史资料也表现出特殊的情感，亲自撰写文史稿件《道教圣地茅山》，帮助介绍、建设茅山风景名胜区，为后人留下了永久的纪念。

五、精神永驻：高道风范的时代回响

2002年12月，黎遇航道长在茅山羽化登仙，消息传来，全国道教界悲痛不已，无数受过他教诲、受他帮助的人赶来送别。他在病重期间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。12月25日，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黎遇航道长的遗体送别仪式。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等中央新闻单位分别发表报道和文章，对黎遇航一生爱国爱教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长期与党和人民政府团结合作，积极探索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为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，为中国的道教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，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黎遇航道长的一生，是“爱国爱教”理念的生动注脚，更是道教与国家民族同频共振的鲜活见证。他始终将个人修行与家国命运紧密交织，在革命年代的风雨中，以坚定的立场投身民族解放事业，用行动诠释着道教徒的赤子之心；在国家建设的浪潮里，他摒弃“清静无为”的消极解读，以务实进取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，让“济世利人”的教义落地生根；他坚守初心，既守护了道教的文化根脉，又始终与国家民族站在一起，用毕生实践证明，道教的“大道”从来与家国的“大义”相融共生。

黎遇航道长的学养与风范，为当代道教徒树立了精神标杆。作为集诗词、书画、音乐、科仪于一身的大家，他深谙道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源性，将“天人合一”的哲思融入笔墨，用“虚静守一”的心境滋养乐章，让道教的智慧通过艺术形式走进大众；作为一生清苦、廉洁奉公的长者，他以“道法自然”为修身准则，将“少私寡欲”转化为对名利的淡泊，把“见素抱朴”践行为待人接物的真诚，让道教的道德规范成为可学可做的生活指南。他悉心培育的弟子，如今延续着师父“爱国爱教”的精神，在讲经弘法中传递道教的温暖，让这份精神火种生生不息。

在新时代，黎遇航道长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，道教需要像他那样，坚守文化自信，系统推进道教中国化；面对社会快速发展的机遇，道教需要像他那样，积极融入社会，发挥济世利人的作用；面对全球化的浪潮，道教需要像他那样，保持开放包容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。

（作者单位为中国道教协会）

责任编辑 王乃媛